李海英的空间

家事诉讼中居住权的保护

　　公证遗嘱不能撤销民事协议中的处分行为。遗嘱人的后一配偶虽不是家事协议在先确定相关房屋产权的当事人，但依我国善良风俗，可继受取得遗嘱人前一配偶的意定居住权。

　　案情

　　1983年1月蒋丕振与余惠芳登记结婚后共同收养蒋琳（已成年）为养女。蒋丕振原有住房被拆迁后取得安置还房一套（本案讼争房屋，登记的所有权人仍为“蒋丕振”），应补还房和超面积补差款1.9万余元。1997年11月13日，蒋丕振、余惠芳、蒋琳、兰懋卿（余惠芳之女）达成家庭协议，约定：由蒋琳承担房屋补差款，房产权归蒋琳所有；兰懋卿来此房居住照料两老去世为止。蒋琳当即给付蒋丕振2万元。2001年，余惠芳去世。2004年10月，蒋丕振又与廖联会结婚，共同居住在该房屋，蒋丕振的生活一直由廖联会照料。2006年6月27日，蒋丕振立公证遗嘱：讼争房屋由廖联会一人继承。2009年10月7日，蒋丕振死亡，廖联会办理了丧葬事宜。现廖联会无其他居所，仍居住在讼争房屋内。蒋琳与廖联会对该房屋的权属发生争议，蒋琳向重庆市綦江县人民法院起诉，要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，并要求被告廖联会搬出。

　　裁判

　　綦江县法院认为，原告蒋琳与蒋丕振、余惠芳、兰懋卿达成的家庭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，应当认定合法有效。蒋琳按照协议约定给付了还房和超面积补差款后，应当享有该协议约定的权利，即在蒋丕振、余惠芳去世后享有本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。由于该房屋已通过家庭协议的形式处分给蒋琳，且蒋琳按约定支付了补差款，蒋丕振的遗嘱行为不能对抗之前签订的协议行为。因此，廖联会不能因蒋丕振的遗嘱而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。但鉴于廖联会是蒋丕振的妻子，对蒋丕振尽了主要扶养义务，现年老又无其他居所，且家庭协议中也有“两老居住至去世”的意思，从尊重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德的角度，廖联会可以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。

　　綦江法院判决：讼争房屋为原告蒋琳所有；驳回原告蒋琳的其余诉讼请求。

　　廖联会不服一审判决，以前述家庭协议无效、已过诉讼时效等理由提起上诉。

　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廖联会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不予支持。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　　评析

　　1.公证遗嘱不能撤销民事协议中的意思表示

　　本案中，如何认定家庭协议和公证遗嘱的效力？审理中，有人认为，原告的出资只占房屋价值的小部分，可把协议一分为二看待，原告因支付补差款而取得房屋相应部分的所有权，其余部分可看作是蒋丕振的赠与行为，协议签订至蒋丕振死亡长达11年之久未办理过户登记，已过诉讼时效，该协议不能强制履行。根据物权公示原则，该房屋应视为蒋丕振的遗产，鉴于原告支付了补差款，可取得该房屋与出资相应价值（出资时）的部分所有权，其余部分按公证遗嘱处理。其实，这种观点并不正确，家庭协议签订后即要求原告打破亲情，积极“维权”办理过户登记，有强求家庭成员争财夺利之嫌，不利于家庭生活的和谐，与中国家庭生活实际不符。从协议内容看，所有权的转移是附期限的法律行为，该期限为蒋丕振夫妇最后一人死亡时，关于所有权转移的约定始生效力，诉讼时效的期限才开始计算。因此，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限的问题。民事协议一经签订，即在当事人之间形成“法锁”，非经当事人协商一致或依法律途径，单方不得撤销或变更。公证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，不能撤销在民事协议中的处分行为。因此，应判决该房屋归原告蒋琳所有。

　　2.特定当事人居住权的保护

　　居住权是指以居住为目的，对他人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享有占有、使用的权利。在2002年物权法征求意见稿中首次提出了居住权的概念。2005年的物权法草案第四次审议稿较为详细地规定了该制度，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基本住房权。由于设立居住权制度目前还存在较大的争议，物权法通过时未确立居住权制度，但并不意味不保护特定当事人的居住权。设立居住权，可以根据遗嘱或者遗赠，也可以按照合同约定，即有法定居住权和意定居住权之分。本案中，从“家庭协议”的本意看，原告蒋琳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，蒋丕振夫妇享有居住权。被告廖联会作为蒋丕振的合法配偶，可以继续享有居住权利至其死亡时止。一审判决被告廖联会享有居住权，符合“家庭协议”的本意，也符合我国家庭生活的善良风俗和伦理道德，实现了居住权保护特定身份当事人的价值取向。因此，一审判决正确，应予维持。